A | 穿过上海徐家汇附近的老小区，步梯六楼的尽头，是依蔓短租的家。 일러스트 | NEWS IMAGEA씨는 유튜브에서 두툼해 보이는 ‘속기모 겨울바지’ 광고를 보고 제품을 주문했다. 하지만 배송된 바지는 여름바지처럼 얇았다. A씨는 광고와 실제 상품이 너무 다르다며 판매자에게 이의를 제기했다.B씨는 정상적으로 사용할 수 있다는 ‘틀니’ 광고를 보고 5만9000원을 결제했다. 열흘을 기다려 받아본 택배 상자에는 장난감 수준의 얇은 플라스틱 치아 모형과 실리콘 알갱이가 들어 있었다.서울시는 26일 유튜브 광고를 통해 접속한 해외 쇼핑몰에서 광고와 다른 저품질 상품을 받거나 판매자와 연락이 두절돼 반품·환불을 하지 못하는 소비자 피해가 빠르게 늘고 있다며 주의를 당부했다.올해 상반기 1372소비자상담센터와 서울시전자상거래센터에 접수된 관련 상담 건수는 총 359건이다. 6월 상담은 142건으로 1월(31건)보다 약 4.6배 늘었다.상담 유형별로 보면 허위·과장광고와 환불·청약철회 거부가 각각 24.0%인 86건으로 가장 많았다. 이어 판매자 연락두절 21.7%, 배송 문제 13.4%, 반품비 과다청구 11.4% 순이었다.품목별로는 의류·패션용품 피해가 227건으로 전체의 63.2%에 달했다. 이어 가구·생활·주방용품 11.1%, 보건·위생용품 10.6% 순이었다. 서울시 제공건당 평균 피해 금액은 7만849원으로 집계됐다. 전체 피해의 88.9%가 10만원 미만 거래에서 발생했다. 피해 소비자는 중·장년층에 집중됐다. 연령이 확인된 339건 중 50대가 34.8%, 60대 이상이 30.4였다.서울시는 유튜브 광고 내용이나 할인율만 보고 바로 결제하기보다 상호·주소·연락처 등 판매 사업자 신원정보, 반품·환불 조건 등을 먼저 확인할 것을 당부했다. 특히 사이트 아래쪽 상호·주소·연락처 등 사업자 정보가 제대로 표시돼 있는지, 브랜드명과 관계없는 영문 도메인이나 임시 호스팅 주소를 사용하는지 등을 살펴볼 필요가 있다.결제 화면에 통화 단위가 달러(USD) 등 외화로 표시되거나 개인통관고유부호를 요구하는 경우 해외에서 발송되는 거래임을 인지하고 더욱 신중하게 결제해야 한다.피해 발생에 대비해 광고 화면과 주문·결제 내역 등 거래 관련 자료를 미리 캡처해 보관하는 것도 중요하다. 문제가 생기면 카드사 차지백 서비스를 이용할 수 있다. 차지백은 해외 거래에서 사기·미배송·환불 거부 등 피해가 생긴 경우 카드사별로 신청기한 내 결제 취소를 요청할 수 있는 서비스다.온라인 쇼핑 관련 피해를 입은 소비자는 서울시전자상거래센터(ecc.seoul.go.kr·02-2133-4891~6) 또는 민생경제안심센터(sftc.seoul.go.kr·1600-0700)를 통해 상담받을 수 있다.。三年前，也是秋天，她像逃离一般离开上海，北上的飞机最终降落在内蒙古海拉尔。在此之前，她在这座城市工作生活了七年，其中近一半的时光，也租住在这附近。 依蔓曾喜欢上海，后来却只想逃离。她曾是最擅长应试的那类孩子——后来发现，这不仅塑造了她，也深深伤害了她。 从2022到2024年间，她不断离开城市，前往中俄边境的恩和草原、蒙古的森林、西班牙北部村庄、蒙俄边境的查坦部落等地，与牧民一同寻找马群，漫步荒野，完成了一场关于“我是谁”的追问，而这也是一个“好学生”如何重建内心秩序的故事。这些都被记录在她的作品《荒野寻马》里。 《荒野寻马》，依蔓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后浪/后浪文学，2025-6 穿过狭长的回形楼梯，在一扇防盗门背后，我见到了依蔓。她赤着脚，轻快地迎到门口，像一只小鹿。脸颊上有在蒙古高原晒出的晒斑——这是两年的草原生活，在她身上留下的印记。 “光脚可以吗？坐地上可以吗？”依蔓自然地盘腿坐下，斜靠在床边。
B | 即便只是短租几个月，她还是专门购置了一块地毯。草原加深了她原本就喜欢席地而坐的习惯。 依蔓把膝盖藏进长裙，不断调整姿势，试图让身体处在最舒服的状态。
C | 屋里没有开灯，她的声音在灰蒙蒙的午后响起。
D | 谈话从她的新书开始，近五个小时里，讲述了一个80后省城女孩如何从期待中挣脱，“找自己”的故事。这些叙述里，充满觉察与冲撞，带着一种切身的实感。 （图/受访者提供） 她是在优绩主义规则中一度胜出的女性，1987年出生，从南宁考到北京，进入国内顶尖学府。 卧室墙上，挂着一幅长长的空白挂历，上面是漂亮的手写体，待办事项从上到下有序排列。“（完成）这些很轻松，是八月的。她曾经习惯了列满to do list，计划、完成、解决。但那种过高的自我要求，似乎并未换来更多的爱与尊重，反而带来长时间的紧绷与疲惫。 她似乎也别无他法。人生前三十五年，依蔓活得像一张被反复誊抄的答卷，字迹工整，答案标准。 父母早年离婚，她从省会到北京，再到上海；从人大哲学系，再到体制内——必须精准答好每一道题，才足够让人放心。“可能像我这样成长起来的小孩，很知道怎么样去满足期待和标准。” 直到35岁那年，那根始终紧绷的皮筋，终于断了。她长时间与惊恐症缠斗。母亲不知道她怎么了。 2022年秋天，依蔓把所有to do list都扔在了城市。
E | 她辞去工作，退掉租住多年的房子，瞒着家人，独自前往一个遥远的内蒙村庄，在那里度过了一个秋天与一个冬天。
F | 那不是一次职务写作，会待多久，能带回什么，一切变得不可确定。这对习惯列满待办事项的她来说，是最先面对的挑战。可她还是出发了，带着一种直觉，一种模糊的、想要冲破什么的冲动。 （图/受访者提供） 在两年间一次次城市与荒野的往返中，依蔓获得了属于她的“解放时刻”——没有人需要你成为什么，你的焦虑、成就、痛苦与欢欣，对天地而言都微不足道。而正是这种“微不足道”，让她真正获得了解放。在巨大的未知里，她不再需要满足谁，讨好谁，而是遇见了一个可以相信的自己。 她在书里写：“自然是如此宽博，它允许一切发生，也允许一切止息，允许莽撞闯入，允许恐惧，甚至允许消解。它无差别地接纳她的灵魂。”在自然全然的接纳中，依蔓仿佛也开始接纳自己。她开始认真感受自己的身体，也可以不那么努力，不那么完美。 眼下，依蔓又要搬家了。搬回南宁老家，做一些零散的项目。
G | 临近搬家的日子，东西还没收。要在过去，她会提前一周开始整理谋划，紧张到心慌。但如今，她允许自己再躺一躺。 分别时，我问她，你觉得这本书算成功吗？ “成功，太优绩主义了。”依蔓说。
H | 它倾注了很多爱与关注，“它是最棒的小孩”。这句话，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几乎没有人对她说过。 以下是依蔓的自述。 就到这里吧，没关系 在西班牙，一个声音对我说，就到这里吧，没关系。 那天，为了看野马节，我从圣地亚哥机场租车，开至少两个小时，到一个村子附近的酒店。
I | 我没去过西班牙的乡村，不知道路况如何，当地的英语普及率也不高，整个行程对我来说压力很大。我租到一台手动挡汽车，一开出去就要上高速，后面的大车不停地按喇叭，挡却怎么也挂不上去。我很慌张，不得不几次把车停到减速带，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在那种情况下，我还在责怪自己：你看你，以前不多出去走走。
J | （图/受访者提供） 好不容易开到住处，发现老板之前答应的事没有兑现。
K | 那是野马节的前两天，我觉得完蛋了，还能不能去成？ 恐惧，自责，很多情绪混杂在一起。回到房间里，我崩溃大哭，唯一的念头是回家，不想去什么野马节了。 （图/受访者提供） 一个声音跳出来，跟我说：没关系，我们就到这里，你可以不去，不要觉得这是失败。 这个声音不是第一次出现。荒野旅行这两年，我的内心生长出来一个“姐姐人格”，这是她的声音最大的一次。 在过去，面对这种退缩，我无法原谅自己，甚至不允许自己崩溃。 我算是那种人们所说的“做题家”，出生在南宁，一路考到北京，进了中国人民大学，读了七年哲学。我很会考试，能快速掌握应试需要什么，并给出解法，因为系统的要求和标准都很明确。今年备考雅思，我一个月就考过了七分。
L | 六七岁的时候，我父母离了婚。我妈忙于工作，外婆照顾我。上学的事，我就自己管自己。 （图/受访者提供） 眼见着父母打来打去，家里的大人告诉我，你妈妈很不容易，她为你做了很多牺牲。我母亲不是那种很严厉的人，但我能感觉到她对我隐形的期待——做好了，她就会开心。这种期待非常隐蔽，不是以暴力的方式出现，但它塑造了我的思维和成长方式：我要更好。 所以我不断去实现那些期待，觉得只有那样，自己的存在才确定，才有意义，才能得到关注和爱。
M | 小时候，班里选班长，大家投票选了别人，我当场哇哇大哭。
N | 现在想想很脆弱，很幼稚。但当时我会想：为什么？大家不喜欢我了吗？那感觉像被抛弃了，他们不要我了。 但这些，我不会跟我妈说。我从小生病都看不出来。
o | 有几次高烧到40摄氏度才被老师发现。
p | 我能忍，一直忍，甚至不觉得自己在忍。我认为自己就应该学习，即使生病也该上学，我就不该生病。如果病到不能上学，那就是我的问题。
q | 我不跟家人或老师说“我不舒服，想休息”，从来没有。但小时候，你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我在上海工作过七年，做编辑、写稿、带项目。成年之后，那些期待从家人到了工作中。 我不在乎周末，也没有自己的生活，只有工作，to do list永远做不完，对每件事的标准都很高。
r | 为了改一篇稿子，我会通宵，根本没有“今晚休息，明早再改”这个选项。那时团队里很多急事都会交给我。我擅长处理突发事件，而且能处理得不错。我好像成了那个“托底的人”。很累，但每当事情处理得不错的时候，我又会觉得自己挺重要、挺厉害的，我为自己骄傲。 同事和老板也会说，这事你可以放一放，但我听不进去。有段时间，我家墙上贴着“放轻松”之类的提醒。我想着：好，那我来学习放松。 我还花很长时间学习生气，就是学习第一时间跟别人说，“你这样让我不舒服了。”在旅途里，我也慢慢练习。比如在飞机上，旁边的乘客老在抖腿。
s | 我说，能不要抖了吗？听上去还是很弱对吧？这对我来说已经是极限了。 我会觉得，表达愤怒、不喜欢甚至拒绝的时候，有没有可能自己就不被喜欢了？那么，事事都说好，那一定是安全的。 从小到大，几乎没有人告诉我说，没关系，你做到这里就可以了，做不到也没有关系。
t | 在西班牙，独自面对恐惧，内心的“姐姐人格”——一个更有力量的我，容纳了我的怯懦。那天，我决定先睡一觉。
u | 后来的经历很神奇。第二天醒来，情绪平复了。
v | 我想，再试一试，再开一段路看看。 （图/受访者提供） 导航带我走上了一条非常安静的小路，没有吓人的大车，风景非常美。我一边开一边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有一条这样的路？既安全又漂亮，好像特意为我选的。 好的标准 我是“逃”来草原的。
w | 2022年9月，我离开上海。那天浦东机场挂着台风预警，天黑沉沉的。朋友开车送我去机场，一路上下着雨，人心惶惶。大屏幕上满是取消航班的信息，幸运的是，没有我那一班。
x | 下午四五点，飞机降落在海拉尔。世界仿佛一下子安静下来了。那里的房子不高，视野辽阔，能望见完整的天际线，是一种“打开”的感觉。
y | 草原那种开阔、敞亮的气象，在我以往的生活经验中是从未有过的。 （图/受访者提供） 我从小在城市里长大，后来去北京读书，工作去上海，一直在城市流转，拥有的都是城市的生活经验。为数不多和乡野有关的经历，是去乡下姨妈家过暑假。
z | 在来到恩和之前，我并没有真正踏入过荒原，甚至没有徒步、登山的经验。我始终没有脱离现代秩序，一直活在城市的框架里。 当时的上海对我而言，就像一张天罗地网。这不是城市本身的问题，城市是中立的。它承载了我从小到大被赋予的所有规则与秩序，那些困住我的东西，最终以城市的形态出现。 （图/受访者提供） 当时我想，那就去一个看起来和它毫无关系的地方。 我瞒着家里人，辞了职，又算了一笔账，打算花两三万块，买下几个月不工作的时间。 我不知道会待多久，就按照最冷的情况做准备。
| 零下三四十摄氏度该穿什么，我不知道，就把能带的都带上。行李箱里，衣服占了不少空间，但我仍然把电脑塞了进去。
| 刚到恩和，我跟心理咨询师说，很焦虑，不知道前路会遇见什么。 实际上，出发前，在草原待多久，去哪些目的地，能不能带回什么，我全无计划——如此的不确定，在工作里，我绝对不允许出现。怎么会不确定呢？问题怎么会没有解决方案呢？我是习惯把to do list列满的人。 在这种焦虑里，我看到了恩和的秋天。
| 十月，马被放回草原，当地人去找马，我也跟着一起去。
| 然后雪来了，还是去找马。 （图/受访者提供） 但那几个月里，我并没有因为没做什么事，感到“好难受”或者“今天又浪费了”。在那里，日子似乎更加充实，牧民从早忙到晚，有做不完的事：这匹马出了状况，那里要修围栏，哪匹马又跑了…… 后来，为了寻找查坦部落，我再次离开城市，来到充满野性的蒙古的草原。
| 我看到了关于“好”的标准的更多可能。 我的向导生活在村里，自己盖了房子，做旅游生意。他也在乌兰巴托工作过，但不喜欢。
| 他选择回到草原，和家人在一起。他的太太在法国生活工作多年，现在在线上教法语，也选择和他一起在村庄生活。他的父亲，跟森林、跟查坦人很近，经常会骑马回去看他们。 对于他们来说，骑马，在自然里面生活，是最舒服、最好的。 我作为在城市长大的人，曾经对“好”的标准很狭隘。可像向导一样的人，当他们真正接触过城市，看过城市“好”的标准，比如要挣更多钱，要往上爬——对比起他们从小所感受到的自由，那种“好”的吸引力就没那么强烈了。 （图/受访者提供） 当年进入人大哲学系时，第一节课，老师说：忘记你们所有学过的叫作哲学的东西。后来我发现，哲学不教很实际的东西，而是在探讨不同的问题，提供的是一种解法，没有标准答案。 在大理，我从一位音乐人那里得到一面萨满鼓。敲到这面鼓时很神奇。老师拿过去敲，他一边敲，我一边哭，好像我认识这面鼓一样。当时我问老师要怎么学，他说：不需要学，你每天就跟它待在一起，想敲的时候，就跟它玩就可以了。这话让我震惊，因为以前任何东西，都是有规范的。 从恩和回到上海后，我经常在晚上敲这面鼓，慢慢地好像真的知道怎么跟它玩了。后来，老师来上海，我去见他，在现场玩鼓。
| 他对我说：你敲得很好。我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好”，但跟它玩得很开心。老师说：对了，就应该这样，听凭自己的感觉。 去到恩和，去查坦部落，遇见萨满鼓，很多事情似乎都在告诉我，不必那么确定，可以没有规则。 我又是谁呢？ 去年九月，我在蒙古一个人面对荒原，经历了两年旅途中最深的恐惧。 在那样原始的环境里，你是人还是马，其实没什么分别；你受过什么教育、做什么工作，所有这些身份标签都被剥离干净。你只是一个纯粹的存在，一个生命体。 我开始确信，过去那种焦虑和紧绷，都来自社会的评价与标签——学历、成绩、工作能力。太多外界的声音在告诉你什么是“好”，你应该成为什么样子。 去恩和的时候，我35岁。那时大家都在讨论，35岁之后可能就找不到工作。也看到一些相关的报道。当时有位记者，40岁左右辞职后，只能回去做很基础的记者工作。看到这些，我也会觉得这个世界对35岁以上的人不太友好。
| （图/受访者提供） 但在当时，不是我“不想”继续这样生活，而是“没办法”再这样过下去了。我的大脑已经装不下那些了。
| 从2020年开始，惊恐发作让我一度无法正常工作。严重的时候，我会在家里尖叫，有几次把门打开，蹲在门边或趴在地上动不了，想着如果要晕过去，门开着可能还有人能看到我。
| 内心没有支点，感觉一切都在崩塌：外部的城市秩序在崩塌，“我”也在垮塌。对我来说，更要紧的问题是：太长时间被工作定义，被成绩定义，被别人眼中“我应该是的样子”所定义，那离开了这些，我又是谁呢？ 过去，带着那些关于“好”的期待，我走进大城市，考入名校，进入体制内，拿到北京户口。这一切在家人们眼里堪称完美。 大学毕业之后，我进入北京的国企，有很多事我不理解：为什么要开这么长的会？为什么要写这么多排比句？但我依然能把它们写得足够漂亮——我太知道对方要什么了。
| (图/受访者提供) 在办公室里写材料、写报告，处理很多行政事务，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工具，无足轻重。你是小张、小李，什么都行，反正有人干活就可以。 在家人眼里，那份工作稳定，体面。可我当时心里隐约有种冲动，说不清楚具体是什么，只是模糊地觉得，好像不该是这样。 我29岁那年，从现实眼光看，正是成家立业，在北京买房定居的好时机。多数人都会这么选，但我不愿意。我决定辞掉这份工作，离开北京。
| 家里人无法理解：为什么放弃那么好的单位，还放弃北京户口？那一年，我妈不跟我说话。我们几乎断了联系，发消息也没人回。
| 我好像亲手撕掉了她“完美女儿”的幻梦——不要这份工作，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乱七八糟。在她看来，这或许也是她作为母亲的失败。
| 实际上，从恩和回到上海之后，我一开始并没有获得期待中的自由。一回到城市，身体会不自觉地紧绷。那种紧张，来自于那些仍未消散的期待与框架。
| 两三个月里，我状态很糟，我时常崩溃，反复问自己：怎么会这样？甚至怀疑自己去恩和的意义。 当时面临的现实是，之前给自己设定的经费已经用完，接下来的一年要怎么过？在南宁买的房子，妈妈和外公住在那里，每月我要还四千多的房贷；如果继续在上海生活，也需要基本的生活费。我借住在朋友家里，不得不一边找工作，一边思考是否要在这座城市继续待下去。 （图/受访者提供） 我投出无数简历，什么都投，编辑、媒体、公关，所有可能与内容相关的岗位都试过，还找人改简历，托朋友内推，可只收到一个回应——来自一位人大的校友。那段时间，我每天刷新招聘软件，最后主动找上门的全是保险公司。 但在自然中，这些都消失了。在那个环境里，你感受不到注视，也感受不到期待——无论是来自外界，还是来自自己。在自然里，没有人关心你变成什么样，甚至你是死是活都无所谓。
| 事实上，在那段短暂而挫败的求职经历之后，我获得了项目制的工作机会。我不再追求某种稳定的状态和关系，因为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声音：关于草原、关于马，我还没看完。 我开始学着相信自己的感觉，甚至是直觉。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我与自己的身体和感受都很疏离——压力大时，我察觉不到；身体不舒服，我可以忽视，甚至觉得它“不正常”。我不相信自己累，也不相信这些感受。如今，我在重新认识自己的感觉，重新认识自己的这具身体。
| 优绩主义对我的影响仍然持续，而且它的痕迹一定会一直存在。
| 但我开始清楚，去识别它，然后决定要不要放掉一些部分。 今年七月，我去了北极，想走一些跟海洋有关的地方，海边或者海岛。再走一走，再写一写，一切还是与自然有关。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刀锋时间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张远山，编辑：程迟。
Current article:http://a04k3h.xiaqingzhuangdaminnan.cyou/news/20260826_7164884.html
Published on:01:0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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